男,29岁。因“诊断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-I型”于2013年3月5日行亲缘间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。供者为其生母,HLA配型3/6相合,血型相合,均为“B”型。给予改良BU/CTX+ATG预处理(具体方案同病例1)。供者外周血干细胞动员采用G-CSF(日本麒麟公司产品)5µg/kg·d,皮下注射,第4~6天采用美国COBE Spectra公司血细胞分离机进行分离单采,每次循环血量为1.2 L,3d共收集单个核细胞计数为8.68×10∧8/kg,CD+34细胞计数3.15×10∧6/kg。GVHD预防采用CSA+MMF+短疗程MTX(同病例1),维持CSA浓度在150~300µg/L。患者移植术后13d白细胞植活,术后18d血小板植活。
患者术后22d出现前胸、双上肢及双脚多发红色丘疹,伴低热,考虑合并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(aGVHD)皮肤型,给予甲泼尼龙30mg,2次/d静脉滴注,抗排异治疗后皮疹消退。术后23d患者出现尿频、尿痛及终末血尿,考虑合并出血性膀胱炎,加强水化、碱化、利尿治疗后好转。术后30d复查骨穿示增生活跃,粒细胞占0.75,以中幼以下阶段粒细胞为主;红细胞占0.23,以中晚幼红细胞为主;全片见巨核细胞8个。染色体检查回报:46XX。术后43d血巨细胞病毒抗原为1.01×10∧3拷贝/ml,诊断为血巨细胞病毒感染,给予膦甲酸钠静脉滴注抗病毒治疗后转阴。移植术后9个月时“环孢素A”开始减量,出现肝功能异常升高,考虑为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(cGVHD),口服甲泼尼龙后肝功能恢复正常,于术后12个月时停用所有免疫抑制剂。 术后13个月时患者出现发热,体温最高38.8℃,伴有双颈部多发淋巴结肿痛,偶咳嗽、无痰,于2014年4月3日再次入院。初步考虑为急性淋巴结炎?给予哌拉西林/他唑巴坦+阿昔洛韦静脉滴注,同时完善相关检查,血常规白细胞为11.19×10∧9/L,血红蛋白为116 g/L,血小板为85×10∧9/L。C反应蛋白为39.2 mg/L。肝肾功能正常。ESR为92 mm/1 h。血PCR-EBV-DNA阴性。血PCR-CMV-DNA阴性。病毒抗体系列阴性,治疗3d仍发热,体温最高达39.3℃。胸部CT示双肺炎性病变(图1),改用亚胺培南/西司他汀+去甲万古霉素静脉滴注3d,无效。反复行痰和血培养均未找到病原菌,G试验及GM试验均阴性。通过上述检查及治疗基本除外了细菌、真菌、病毒感染的可能。复查胸部CT示双肺炎性病变较前明显加重并有间质改变(图2),结合肺部影像学特点及疾病临床进展情况考虑有肺结核可能。PPD试验强阳性,故诊断为肺结核。
给予异炯肼+利福平+吡嗪酰胺3联抗结核治疗3d,患者体温恢复正常,咳嗽及颈部淋巴结肿痛好转。期间多次胸部CT复查示双肺炎性病变逐步好转,用药4个月后复查胸部CT示双肺炎性病变较前明显吸收好转(图3)。用药期间监测血常规示血小板最低降至30×10∧9/L,白细胞、血红蛋白大致正常。之后原方案维持治疗9个月后停用抗结核药物。目前患者健康生存。无结核复发,血常规恢复正常。
本学习病例来自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,本文2例患者均于HSCT术后1年多时出现发热、咳嗽,在完善各项检查的基础上分别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和肺结核。2例患者PPD试验均为强阳性,与文献报道不符,考虑与患者HSCT术后已经停用免疫抑制剂、机体免疫功能恢复有关。2例患者均于发病后10 d内确诊,诊断较为及时,经过正规、足量、足疗程的抗结核治疗患者均治愈,且无明显血液学毒性,患者耐受性良好。因此,对HSCT术后晚期发热的患者,血液科移植医生除了强调细菌、真菌、病毒感染的相关检查,也要重视MTB的相关实验室检查,高度怀疑而又无法确诊者,可以进行诊断性抗结核治疗。